贫困人口就医问题，不仅仅单纯地涉及到贫困人口的医疗服务是否得到满足的问题。由于社会问题的联动效应，贫困人口就医问题若不能及时、有效地加以解决。由此将会引发的一些更为严重的现实与潜在的社会危害。

　　首先，由于在贫困家庭成员发生疾病时，使得其原本就较为贫困生活，显得更加贫困。自古以来，“贫病交加”就是贫苦家庭生活最悲惨的写照。疾病无疑使得贫困人口家庭的生活贫困程度进一步加深，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进一步恶化，从而使基本生存权利面临严峻挑战。因多种原因，贫困人口的就医障碍是客观存在的。贫困人口基本的医疗权利难以得到充分保障。

　　其次，贫困人口的就医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一方面，贫困人口家庭的就医问题使其陷入了“贫困的陷阱”。或丧失了追赶时代的步伐的机会，或得到的资源被迫使用疾病的治疗，而无法改善和提高自己的生活。“因病致贫”，“因贫致病”构成了循环因果使其深深地陷入贫困的深渊，而难以摆脱。基本生活水平进一步降低到一个最低的限度。从而在现实生活中，构成了更为强烈的反差。

　　此外，贫困人口表现对社会和生活悲观、消极和无奈，导致了社会不满情绪的滋长。并人为地夸大了现实问题、丑化了现实社会，使得社会不稳定的风险加大。

　　因此，贫困医疗救助实施将不仅有助于提高贫困人口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也提高了基本人权的保障，促进了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病看、人人有书读、人人有房住、人人有活干”，是社会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和谐社会追求的基本目标。

　　自2005年国务院《关于建立城市医疗救助制度试点工作的意见》实施以来，约有51.9万城市低保对象和304万农村困难群众因此受益。但随着医疗救助制度实施的不断深化，也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包括起付线设置较高，救助项目单一以及医疗救助与卫生服务体系缺乏有效衔接等。为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一步完善贫困医疗救助制度：

　　1、重构医疗救助的政策理念：政策理念是政策设计的核心，不同的政策理念导致不同的政策和实践模式。需要从医疗救助的本源和我国的实际状况，重构和完善现行医疗救助的政策理念。（1）、从减轻患病贫困家庭的经济负担扩展为提高贫困人口的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减轻患病贫困家庭的经济负担仅仅是多目标的医疗救助政策体系一项产出，而非全部的产出。在这个意义上，应更加关注降低医疗服务门槛，提高医疗救助对贫困群体医疗服务可及性和公平性的促进；（2）、从“大病救济”理念扩展为医疗救助要对贫困人口基本的医疗权利起基础性保障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基础医疗服务不仅作为医疗救助的必要内容，同时还应是优先性内容。此外，医疗救助应从当前的“大病救助”转向更加合理的“高医疗费用风险的救助”；（3）、从贫困救助基金的“收支平衡”扩展为“社会福利效益最大化”。目前的医疗救助的制度设计还主要是从医疗救助资金的“收支平衡”而非“社会福利效益最大化”。在这个意义上，救助资金要更加优先向低成本、将显著提升贫困人口的健康状况的医疗服务项目倾斜，形成“低水平、广覆盖、广收益”的政策理念，基本医疗与“大病风险”相融合的综合医疗救助模式，从“大病救助”的末端治理，扩展为从基础性改善贫困人口的基本医疗与健康状况。

　　2、医疗救助与有效率的服务体系相结合：现行的医疗救助制度设计主要是从医疗救助基金使用与管理单一要素出发。事实上，一个科学合理的医疗保障制度设计必须与医疗服务供给体系有效链接。从单一救助基金扩展为救助基金、服务体系和社会医疗保障制度三元要素的互动框架，在社会发展与卫生改革的宏观背景下，贫困医疗救助与有效率的服务体系相结合。在城市，着重构建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的医疗救助模式；在农村，着重如何与以乡村卫生服务体系为基础的合作医疗的链接和互动。

　　3、实施差异化的医疗救助推进策略。在统一社会救助战略的大框架下，根据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实施分类设计的医疗救助政策，形成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的阶梯式结构。经济最困难的地区的医疗救助可以是，基本医疗服务+临时性医疗补助；有条件的地区可在此基础上，补充“高医疗费用（住院）”救助，形成基本医疗服务+住院救助+临时性医疗补助；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基本医疗服务+ 公共卫生+住院救助+临时性医疗补助。要构建适宜的贫困人口医疗救助制度和服务模式，探索渐进发展的政策路径。

　　4、创新医疗救助管理体系。形成职责清晰的分类管理体制，既政府管理体制，业务管理体制（民政），服务供给体制（卫生），社会参与和民主监督的社会管理等。提升医疗救助管理效率的实现途径，动员地方政府加大对医疗救助和社区卫生服务投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并通过改革提高医疗救助和社区卫生服务的组织、管理和监督的效率，在社区层面上增强协调合作和社区责任。